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四:刘东:“天下大同”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“共通理性”?

(东西问)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四: 刘东:“天下大同”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“共通理性”?

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叠加百年大疫情,全球化浪潮遭遇困境,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抬升,“文明冲突”论甚嚣尘上……人类文明该往何处去?古老的东方文明能否成为当今世界性困境的解药?中国在追寻文明之根的过程中应当怎样“激活传统”“返本开新”,并让世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“天下大同”等重要的社会理想和世界观?

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、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

中新社记者:从中华文明根性的视角来看,您认为影响今天中国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思想有哪些?

刘东:从人类“共通理性”的立场来看。当孔子早在遥远的“轴心时代”,就讲出了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,这就从认识论方面意味着,他要在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基础上,重新给出一个更可信的“人生解决方案”。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,其实孔子的思想是“认识本位”的。

作为一种从“认识本位”出发的文明,中华文明之最大的挑战性,还是在于它曾以活泼泼的长期存在,雄辩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证明:如果不考虑“路径依赖”的殊别问题,也就是说,不考虑其他文明的转型难度,那么,一个没有教会的世俗世界,不仅是有可能独立存在的,而且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水准的。由此,如果当今那几个模范的北欧国家,是属于“没有上帝的社会”,或者“自足的世俗社会”,那么曾经“造极于赵宋”的中华文明,也同样属于古代社会中的模范。事实上,美国汉学家包华石之所以在其《西中有东》一书中,回顾到中国对于西方的启蒙,也正是因为当年的伏尔泰,曾经敏锐地借助于中国事实,而意识到只需要唤醒他们的理性,人类就不光能做到“无宗教而有道德”,还能进而做到“无宗教而有快乐”。

如果从孔子的思想立场来看,我们的“理性”和我们的“人生观”,并不像人们曾经虚妄认定的,特别是在“科玄论战”以后误以为的,完全属于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,相反倒应当是密切相连、彼此相通的。

中新社记者:中国传统的“天下大同”思想对中国人影响至深。在您看来,中国的“天下大同”思想能否与西方文明产生对话,并高度化合出新的文明成果?

刘东:中国的儒者对于“天下大同”,怀有着始终如一的、甚至九死不悔的热情。事实上,也不光是在《礼记·礼运》中,曾经以向后回溯的特殊形式,也即所谓“三代”的黄金岁月,畅想了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大同社会;即使受到了现代西方的剧烈冲击,而被迫接受了“民族国家”的框架,康有为还是在书中暗自向往着“大同之世,天下为公”,孙中山更是把“天下为公”的牌匾,写到了每一个华人社区的街口。另外,我最近又调回了浙江大学,再次读到马一浮的《浙大校歌》,而让我不由感到震动的是,他在烽火连天、颠沛流离的抗战初期,不仅要以“大不自多,海纳江河,唯学无际,际于天地”来起始,还更以“尚亨于野,无吝于宗,树我邦国,天下来同”来结句。这种既宽和又广大、既包容又自信的态度,最能反映出儒者的一贯情怀。

中新社记者 熊然 摄 src=年11月,“天下为公——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”在北京举行,参观者在欣赏书画作品。中新社记者 熊然 摄 /

2016年11月,“天下为公——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”在北京举行,参观者在欣赏书画作品。中新社记者 熊然 摄

然而又不得不提醒,如果真想去追求“天下大同”,那么从“共通理性”的角度来看,就应尽快整理和清点自己的家藏,包括清点以“儒家”为名的后世学派。事实上,验之于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原则,先秦以后的那几波儒学的“高峰”,尽管也曾做出过历史贡献,却在“理性自觉”方面远远不及孔子。如果不能悟到这中间的区别,还是要沿着宋明理学“接着讲”,那就并非在宣讲孔子本人的学说,而只是受着道教、佛教或基督教的沾染,去复述一种完全过时的形而上学,一旦走出国门就会贻笑大方。

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,尽管儒家出于匡时救民的热忱,也一直高悬起“天下大同”的目标,不过,还是本着它自身的“有限理性主义”,儒学对于它寄望于以此校正的历史,却绝不会采取的、“最终审判”的态度,绝不会非理性地想要“毕其功于一役”,绝不会去打造“地上的千年王国”;相反,它即使要借助于心中的价值理念,来修正充满讹误与偏离的历史,也只会将其看成缓慢的渐进过程。正因为这样,当子张询问“十世可知也?”的时候,孔子才会回答说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。”也正因为这样,虽说在前边提到过的《礼运篇》中,也曾在憧憬“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……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”的状态,可是一旦谈及现存的状态,孔子却并未奢望去催熟“天下大同”,倒毋宁是宽广包容的“和而不同”,由此他才会在“修己”与“待人”的区分中,为后者树立多元宽容的标准,即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

中新社记者:您认为形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,是一代人的使命。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根性中的“天下大同”,是今天中国亟待破解的问题,您有何见解?

刘东: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“天下大同”观念,盛行于当代的毋宁是“民族主义”。当然,即使这种被迫变得偏狭的思潮,也自有它迫在眉睫的存在理由。最为关键的是,在当年“国将不国”的危急情势下,它能集聚起全体国民的意志力,正如我们在《国歌》中悲壮唱到的,“把我们的血肉,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。也正因为这样,只需稍微回顾一下近现代的历史,就足以发现“民族主义”的力量所在。比如,由于在清朝末年尚没有“民族主义”,整个民族竟败给了区区几艘英国炮舰;而到日寇侵华时则开始有了“民族主义”,于是总算可以开展“以空间换时间”的持久战了……甚至于到了后来的和平岁月,这种“民族主义”也并非一无是处,正如我针对克雷格·卡洪的文章,在《中国学术》杂志卷首语中指出的:“很少有人注意到,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,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。缘此便应看到,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、而非相互对立的。”

与此同时又应当看到,这种“以民族为本位”的现代思想,毕竟是有悖于“天下大同”的古代理想。正因为这样,即使当年被迫接受“民族主义”,梁启超在内心深处,也没有忘记这样的“退一步”,仍然是为了“进两步”。他为此而在《欧游心影录》中写道:“我们的爱国,一面不能知有国家,不知有个人。一面不能知有国家,不知有世界。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,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,尽量发挥,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。将来各国的趋势,都是如此。我们提倡这主义的作用,也是为此。”日本学者中村哲夫就针对梁启超的这段话感慨道:“在我们日本人中,很难看到梁启超同时代,或者即使是现在,像梁启超那样,以王道心性的人文精神为基石,为通向大同共生的深谋远虑。远方,对日本人来说,依然很遥远。”因此,无论如何都应当认识到,“民族主义”毕竟是一种有限的立场,从而也就只能使大家获得有限的眼界,由此也就会让原本秉有理性的人们,越来越陷身于彼此猜忌的“囚徒困境”中,以致在日益迫近的各种全球性危机中,越来越难以摆脱核战争的阴影,越来越难以克服环境与气候的危机。

中新社发 王健 摄 src=年,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品展在日本东京举行,画作中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吴宓的形象吸引观众。中新社发 王健 摄 /

2004年,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品展在日本东京举行,画作中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吴宓的形象吸引观众。中新社发 王健 摄

由此可见,真正具有根基的文化自信,就只有返回到先秦时代的孔子,从而在“共通理性”的前提之下,再次看到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,看到“万国之上,仍有人类在”。而若是在我们自己的眼界中,只存在着这种人、那种人,却偏偏不存在人类本身,那么晚期智人这个物种,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,就终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(完)

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src=年3月,原创舞蹈诗剧《天下大同》在山西大剧院首演。该剧挖掘了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历史底蕴,表现了各个时期华夏儿女追寻“天下大同”的过程。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/

2021年3月,原创舞蹈诗剧《天下大同》在山西大剧院首演。该剧挖掘了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历史底蕴,表现了各个时期华夏儿女追寻“天下大同”的过程。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

刘东,1955年生,曾先后任职于浙大、南大、中国社科院、北大、清华,讲学足迹遍及亚、美、欧等各洲,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、中西书院院长。创办并主持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“人文与社会译丛”及《中国学术》杂志。代表著作有《西方的丑学:感性的多元取向》《悲剧的文化解析: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》《天边有一块乌云:儒学与存在主义》《国学的当代性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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